电影与文学的联姻

 

对于改编这样一部具有具有独特视角、内容创新的小说并非易事。毕竟，小说和电影还是两种不同样式的艺术形式。一个注重文字语言，读者通过文字传递的信息进行想象；一个注重影像画面语言，观众借助电影语言获取直接的信息。从文字到影像，需要的是在深刻理解文学小说精髓的前提下对小说的第二次创作。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并没有照搬原著小说中的意识流结构，而是将故事改为直线叙述，使得影片的情节线索更加集中，矛盾冲突更加强烈。张艺谋对小说改编最成功之处便在于其对于影片整体构思上的大胆设想。影片中的“颠轿”、“野合”等桥段在张艺谋充满想象力的设置下迸发出极具魅力的华彩乐章。导演特别注意运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如唢呐、大鼓、戏曲、民歌等，使影片极具民族风采，为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与风俗做出了贡献。而对于小说中那轻描淡写的一片红高粱，张艺谋在电影中更是做了艺术上的夸张，将本来普普通通的高粱染得火红火红，在夕阳的映射下，那片迎风招展的高粱地宛如熊熊燃烧的大火。在电影中，张艺谋不仅将高粱染成红色，更是将高粱酒也变得血红血红，整部影片都以红色影调彰显着生命的激情。张艺谋犹如一位画家一样，在电影这块画布上用红色的墨水尽情挥洒，描绘出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影像风格。张艺谋对莫言的小说进行了艺术上的夸张与创新，但是影片却并没有违背原著小说中的精髓——那种对生命的歌颂。甚至，在电影中，张艺谋通过自己独特的影像风格和构思将这种生命力的张扬发挥得更加淋漓精致。莫言的小说为张艺谋的电影提供了一个文学的高度，张艺谋的这部电影使得莫言的这部小说焕发出了第二次生命。

 

在张艺谋早期的影片中，多数改编自文学作品。这也是与其后期作品风格迥异的一个主要因素。根据苏童小说《妻妾成群》改编成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根据刘恒小说《伏羲伏羲》改编成的《菊豆》、根据陈源斌小说《万家诉讼》改编成的《秋菊打官司》、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的《活着》、根据施祥生小说《天上有个太阳》改编的《一个都不能少》……尤其《活着》改编得非常成功。

   

 

   

 

   

在中国被改编得最多的文学作品有许多出自于老舍、张爱玲、金庸、李碧华、王朔。比如侯孝贤的《海上花》、李安的《色戒》、王家卫的《东邪西毒》、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关锦鹏的《胭脂扣》、徐克的《青蛇》、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放眼当今中国包括港台最重要几位导演都改编过文学作品，甚至成为了代表作。

   

英法电影

众所周知，英国人热衷于将本国名著搬上银幕。而英国人的确很擅长改编。英国人的贵族气质也许与生俱来，他们总能将绅士拍得最绅士，也能将淑女拍得最淑女。 

当然，被屡屡改编的也就是那几个国宝级大作家的作品，莎士比亚、简·奥斯汀、狄更斯、奥斯卡·王尔德、托马斯·哈代、爱德华·摩根·福斯特……不单单只有英国导演爱改编这些名著，也有许多的外国导演来改编这些大文豪的作品。最著名的，则是黑泽明改编莎士比亚的戏剧《李尔王》而拍成的《乱》、美国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改编安东尼·伯吉斯同名小说而拍成的《发条橙子》、美籍华人导演李安改编简·奥斯丁同名小说而拍成的《理智与情感》……当然，还有新西兰导演彼得·杰克逊改编英国童书作家托尔金的同名小说而拍成的《魔戒三部曲》，以及由美国导演克里斯·哥伦布改编J.K. 罗琳同名小说而拍成的《哈利波特》。

不只英国名著多，法国的名著也实在不少。而名著永远都是被改编成电影的首选。英国有《傲慢与偏见》三度被搬上银幕，法国也有《悲惨世界》《卡门》《追忆逝水年华》三度被搬上银幕，甚至还有拉克洛的《危险关系》被五度搬上荧幕，而最近的一次乃是由章子怡、张柏芝、张东健联袂主演的《危险关系》。韩国导演李在容也根据此部小说改编出了《丑闻》。

法国的大作家雨果、大/小仲马的作品应属被改编得做多的。不过相比英国人，法国人对改编名著还是没有那般热衷的。大部分的改编电影年代都多少有些久远了。

   

 

   

 

   

 

   

 

   

 

   

 

 

   

 

   

有一段时间，美国导演为了满足英美两地的观众，改编了大量的英国名著。不过本土作家的优秀作品他们自然也不会放过。风格则俨然与改编自欧洲名著拍成的电影风格差异很大。

尽管，在改编这一方面美国导演多不如欧洲导演，尤其在改编英国名著上有诸多诟病，也仍旧是不乏一些异军突起之作。改编自玛格丽特·米切尔《飘》的《乱世佳人》、改编自田纳西·威廉斯同名戏剧的《欲望号街车》、改编自杜鲁门·卡波特同名小说的《蒂凡尼的早餐》、改编自丹尼尔·华莱士同名小说的《大鱼》、改编自查尔斯·弗雷泽同名小说的《冷山》，以及改编自安妮·普鲁克斯同名短篇小说的《断背山》。

   

 

 

   

日本电影

在日本当今被改编的最多的恐怕来自东野圭吾的作品。将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搬上大银幕可谓一石二鸟的好策略，一来可以保证故事性，二来又借助了作品先前的人气调动观众走进影院。现在作家们也从早先对于大众化传媒的抗拒转变成合作，东野圭吾甚至将影视剧中的原创人物加入到后续创作的作品之中。文字给予读者无限的想象，而影像却带给观众最直观的印象。

这几年活跃在日本文坛的除了东野圭吾，便是村上春树了。由于前者悬疑类小说更易搬上银幕，所以村上的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的明显少很多。2010年《挪威的森林》被一位越南导演拍成电影，以及《托尼瀑布》口碑都不佳。相反同是2010年的作品，一部改编自新人作家凑佳苗的同名侦探小说拍成的影片《告别》却大获成功，口碑与票房都取得佳绩。这也许正侧面反应了东野圭吾为何近几年如此受到导演们的热捧。

在日本，除了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还有许多著名的作家：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夏目漱石、三岛由纪夫、太宰治……至于日本电影导演的“四大天王”，沟口健二、小津安二郎和黑泽明早已稳占三席，余下一席究竟是成濑巳喜男还是木下惠介，存在一些争议。那么改编电影中，最为著名的基本都出自于这几位作家及导演：黑泽明除了改编莎士比亚的戏剧《李尔王》拍了《乱》，还改编芥川龙之介小说《筱竹从中》拍了《罗生门》；除了根据川端康成同名小说改编成的《雪国》和《伊豆舞女》，另外成瀬巳喜男也改编川端康成同名小说拍成了《山之音》，他还改编日本作家林芙美子同名小说拍摄了《浮云》；这几位导演中最热衷也最擅长改编文学作品的当属沟口健二，他改编了许多文学名著；而在太宰治诞辰一百周年时，日本多家电影公司就此机会将他笔下多部名作，如《维荣的妻子》、《斜阳》、《人间失格》和《潘朵拉的盒子》搬上大银幕。

与其他国家改编电影还有所不同的地方是，日本电影还常常改编漫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