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曲到民谣 话说那李伯伯与崔莺莺

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而当中描写爱情的作品又要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那这些爱情剧中最为著名的自当是《西厢记》，它让王实甫名满天下，青史留名。

《西厢记》故事，最早起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此后流传数百年，到宋金时代流传更广，一些文人、民间艺人纷纷改编成说唱和戏剧，而王实甫编写的多本杂剧《西厢记》就是在这样丰富的艺术积累上进行加工创作而成。讲述了书生张珙与相国之女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在爱情上坚贞不渝，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的一对青年，描绘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美好主题，并带有强烈的反封建、反礼教的思想。 

   

 《莺莺传》的结局是莺莺最后惨遭张生抛弃，原因只因为是莺莺是“尤物”，会“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而张生的“忍情”弃舍，反而让称赞为“善补过”。后来张生要求以表兄礼节相见，被莺莺拒绝，并赋诗二章寄意。而王实甫的《西厢记》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的命运，有情人也成了眷属，张生也考取了功名，种种反对势力也进行了妥协，结局成了大团圆。此可贵之处，在于他冲破封建阶级的爱情传统观念，大胆地赞美了男女自愿结合的爱情，评判了《莺莺传》的传统思想，表达了对爱情的美好愿望及对封建礼教的不屑与挑战。

 

主角崔莺莺，从《莺莺传》中被抛弃的悲情女子，到董解元笔下与情人私奔的反封建礼教的勇士，再到《西厢记》中对爱情的渴望和大胆追求的小姐，经过了几次蜕变，人物形象逐渐丰满，并最终定型为“体现了人性的张扬和升华，追求自身解放和人性复苏的轨迹”的象征符号。

 

民谣是表现一个民族的感情与习尚，因此自有其独特的音阶与情调风格。不论是法国民谣的蓬勃、意大利民谣的热情、英国民谣的淳朴、日本民谣的悲愤，还是西班牙民谣的狂放不羁、中国民谣的缠绵悱恻，都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气质与色彩。

中国的民谣，早期流行的多为校园民谣，叶蓓的《纯真年代》，老狼的《同桌的你》……而现下的民谣从爱情到旅行再到理想，除了有更精美细致的编曲，更有充满人文色彩的歌词。都说文艺青年要听张悬听陈绮贞，这两位台湾的民谣女歌手和内地的民谣男歌手风格是迥异的，后者的更有深意，更具人文气质。就像周云蓬的《沉默如谜的呼吸》，李志的《我爱南京》，大乔小乔的《消失的光年》……优美却不流蜜，简约却不枯燥，黯然却不神伤，深邃却不晦涩。

这首《李伯伯》则收录在张玮玮的《你等着我回来》民谣专辑当中。那应是流浪的张玮玮，用飞舞的音符串起一场遥远的异域记忆，脸上划着风霜的刻印。不再为赋新诗强说愁，也无需苦中作乐强颜欢笑，诙谐的自嘲里满是岁月洗练过的豁达开阔，小格局里有大气象。

 

歌词前三段看似是很浅显的。实则是一种黑色幽默，在欢快诙谐的曲调里面有一种近乎残忍的调侃。同时还是一种对革命的解构和重新阅读。教科书上的革命烈士，都是生在黑暗、水深火热的旧社会，突然来了共产党，就一颗红心跟党走，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冒着枪林弹雨英勇捐躯，或者不幸被俘后宁死不屈、英勇就义。但是李伯伯的事迹却告诉我们普通的群众在革命中的命运。他们很软弱，可能参军的目的并不明确；革命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主义，不是天下大同的理想，不是救国救民的道德紧迫感和优越感，不是一颗红心向太阳的狂热崇拜。而且他们可能完全不符合英雄形象，甚至有点滑稽的隐私或者生理缺陷，但他们的生命是具体的真实的。他们可能因为纯朴的原因跟了党，参加了红军，在战争中由于各种原因牺牲（可能并不英勇）。

革命对他们来说更多的只是生活的一次选择，历史对他们来说就是命运。你可以说他们觉悟不高，但是他们真诚、朴实，他们行动、牺牲。正是千千万万个李伯伯，构成了革命胜利的力量。他们是革命的无名烈士，是被历史书遗忘的草芥英雄。所以，这首歌其实表达了人民对革命与战争的真实关系和真实态度。他们被文字遗忘了，于是变成了歌，一首给人带来欢乐的歌，在民间传唱。他们在这里调侃了自己，也调侃了革命。

引用郝云的一张京片子民谣专辑名儿《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将理想这个词扣在崔莺莺和李伯伯两人头上或许有些高了。但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理想”在这两个人身上投射出的意义是颇耐人寻味的。

古代，女人的自我实现或许就只能体现在爱情上了。突破封建礼教的枷锁，勇敢地追求爱情，这俨然是一段关于爱关于自由关于造梦的传奇。至于李伯伯，旧社会里，投身革命与其说是多么伟大的理想，不如说是听从内心的一种选择。他或许只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小人物，他不懂得理想为何物甚至对革命也没有多少理解，他只是单纯地相信革命并无惧牺牲。

他们都是勇敢追日的夸父。

 

从电影再到音乐，这几期的主题都围绕着“理想”这话儿。下一期“在路上”“生活在别处”“旅行的意义”，将继续来探讨“逐梦”。